从国际社会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国家。世界银行2017年曾经公布了一个经济体划分的标准，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2236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墨西哥是拉美经济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墨西哥地理暨普查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973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就达到101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1981年，人均GDP达到3614美元，但随后又一直下滑；1992年，人均GDP达到4210美元，跨越上中等收入线，之后缓慢增长；2011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达到10114美元；2014年，人均GDP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0837美元；2018年，人均GDP是9811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墨西哥自从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40多年时间里一直挣扎、徘徊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迟迟不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陷入典型的经济学上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分析墨西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发展战略失误导致扭曲的发展
墨西哥国民经济发展最初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为了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逐渐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国有化浪潮来生产本土工业制成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从而替代所有进口工业制成品。当时，国内工业发展借助政府的干预和保护，减小了外部市场的冲击，并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国土资源发挥本国优势、大胆利用外资并适当限制外国专利等方式，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以上，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7.2%以上，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阶段，经济发展依靠高投资率和高物质消耗，国内工业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一旦大规模实行对外开放，国内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墨西哥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框架已无法继续适应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市场化的新要求，没有及时转向外向型的发展战略，没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反而通过高估本币、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影响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导致国内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低下。其本质是一种以计划机制代替市场机制的经济赶超式增长，造成市场扭曲和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另外，由于产品缺乏技术含量导致竞争力不足，进而影响到产品出口量下降，而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不断增加，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一直在扩大，再加上国际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国际储备日益枯竭，外债到期之时也无力偿还，最终演变为1982年的债务危机，外债额高达810亿美元，居高不下的外债使国家经济面临困境。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留有后遗症
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开始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墨西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88年，墨西哥开放了本国市场，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并没有使墨西哥摆脱困境，反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一是没有应对好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通过关税的降低、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外资本大举进军墨西哥国内市场，导致很多本土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产生较高的失业率，影响了社会稳定。二是过度的私有化改革。1990年，墨西哥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实施私有化改革，外国资本大肆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转移和大量流失，同时也降低了墨西哥政府对经济命脉和国家资源的掌控能力，进而影响一系列民生领域的投资。
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匮乏
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素。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经济增长较多依赖于引进技术、增加投资和低成本劳动力；而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以科技进步和高技术专业人才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墨西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单纯依靠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明显不足，客观上需要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但是，由于墨西哥科技研发支出偏少、科研人员比例偏低、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等原因，导致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有限，缺乏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使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下降。比如，1989年，墨西哥高技术产品出口只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10.10％，2011年才达到16.51％，仅仅增加了6.41个百分点。2014年，墨西哥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0.64%，影响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实现不了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甚至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过快城镇化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1950年至1980年，墨西哥的城镇化率从42.6%提高到66.3%，2008年的城镇化率更是达到77.2%，赶超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墨西哥的过快城镇化导致城乡关系失衡并激化社会矛盾：一是超前的人口集聚和城市的承载能力失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墨西哥的土地兼并、外资对农业的垄断、去农业化等，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谋生。而城市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不足、住房体系不够完善等不能有效满足人口大规模的城市集聚。仅以就业为例，墨西哥58%的就业人口处于既无保险也无福利的非正式就业状态，城市难以提供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二是“城市病”的广泛存在。超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快速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仅首都墨西哥城就承载了全国大约20%的人口，由此产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社会问题。数据显示，墨西哥全国总人口的20%，即1470万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贫民窟暴力犯罪、社会矛盾、城市冲突、聚众抗议、居住人口的子女教育等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又给经济发展带来掣肘。
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社会失衡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突出方面，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阶段。墨西哥人均GDP达到上中等国家标准，但是发展的普惠性、包容性和公平性不足。在资源配置机制上，政府将更多资源向国际巨头和垄断资本倾斜，而税负主要由中低收入群体承担，基层民众存在较强的被剥夺感。截至2012年底，墨西哥全国贫困人口为5330万，占人口总数的45%。另外，墨西哥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基尼系数由0.67上升到0.78，已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研究表明，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会制约普通民众的消费购买力，难以有效刺激内需，有碍于经济增长甚至会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为维护社会稳定、赢得民众支持、缩小贫富差距，墨西哥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又出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福利赶超”现象。墨西哥政府将重点放在扩大社会性支出上，社会性支出水平在1960年至2011年占GDP的平均比率为9.41％。但是，由于政府财力不足，“福利赶超”又通过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需要，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再加上利益集团博弈、社会治理能力不强等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出现公共服务短缺现象。
总之，墨西哥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是国家的协调发展问题，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如果不能根据全球化大势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短板、发挥科技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解决社会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矛盾，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问题和作为非经济因素的社会问题是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需要实施积极的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转型、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推动技术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国家内部结构性要素的均衡发展，还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消解社会矛盾、创新政策以优化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