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个税法，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其中，个人反避税条款修改是一大亮点，为去年9月出台的中国CRS机制提供了法律基础。

因此，在具体执行文件出台之前，境外公司（如 VIE 架构公司）及个人股东，需要未雨绸缪。

VIE 架构的避税考虑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都是搭建在 VIE 架构上的。

早期的互联网公司，资金极度缺乏，而境内的一级股权投资市场又不太成熟，没有合适的估值体系和经验丰富的投资机构，所以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境外风险投资。

但是，公司一旦引入外资，性质就会变成中外合资企业，所有的监管方式都会“升级”。

在这种背景下，VIE 架构应运而生，互联网公司可以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顺利融到外资。如果境外上市地点选得好，还能省下一大笔税款。

中国反避税机制日趋完善

然而，随着CRS机制出台、新个税法修改，单纯依靠 VIE 架构避税的方法不是那么好用了。

CRS机制，是指如果你在境外开有银行账户，不论账户是在你个人名下，还是你开立的公司账户，税务机关都会收到账户的信息，境外公司的架构变得更加清晰。

这让国家对 VIE 架构公司进行征税有了可能，毕竟开曼群岛、BVI 等地区能有避税天堂的称号，原因之一就是公司信息的保密性强。

长期以来，我国税法监管的重点在企业，反避税措施也主要针对企业法人进行设计。

此次新个税法首次引入反避税条款，意味着个人的避税行为也将纳入反避税体系。

因此，计划在境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和个人股东，将会面临更严峻的监管。

那么，境外公司和个人股东该如何应对呢？

合理避税是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减少或延迟纳税，主要通过各地之间的税负差来完成，与逃税有本质区别。

在个人反避税的趋势下，我们根据避税的常见风险点，总结出以下三个解决方法，与大家分享：

1.完善股权激励制度

我们知道，一名中国籍的自然人如果在境外持有权益，无论多少，都应该向外汇管理部门（“外管局”）进行申报。

这样，才能保证日后获得的收益可以顺利调入境内，并完成换汇手续。

如何办理境外登记，并为员工实现避税，是境外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重要考虑。

市面上的常见做法，是在境外（例如 BVI ）设立壳公司，作为拟上市主体的股东，并按照我国法律进行登记。

但是，该操作的成本比较高（一个 BVI 主体的设立和维护费用为1年10,000元人民币左右），流程复杂（进入和退出都需要在境外代理处进行变更登记，每个个人股东也都需要律师单独做身份见证），公司一般不会花费高昂成本为员工进行主体设立。

也就是说，在上市前，员工没办法按照法律进行登记。如果处理不好，员工的期权很可能无法实现，股权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对此，我们建议：未上市的时候在公司内部登记（即写入股东名册，并向股东披露），拟上市阶段可以考虑以受激励的员工为信托计划受益人设立信托计划，上市后一并办理 7 号文登记。

实践中，华兴资本去年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就采用了这个架构。

同时，选择恰当的时点为员工办理行权，也可以为员工实现避税。

需要注意的是，在境外实施股权激励，其成本也需要被公司记录、承担，直接体现在公司净利润上。

因此，创始人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财税规划，这样才能既保证员工权益，又降低公司和员工的税负成本。

2.股权代持

对于高净值的个人股东来说，反避税的考虑，主要是大额股权转让或者股利支付。

CRS机制的核心在于信息交换，要想规避这个机制，进而实现避税，实际上就是隐藏自己的“股东身份”。

是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股权代持”这个方法。

在股权代持关系中，隐名股东，或者说实际控制人，是不会出现在工商登记上的，理论上也不会被CRS执行信息交换。

但是，股权代持仍然存在风险。

原因在于，所有海外账户的出面都是这个代持人，而代持人在境外公司的账户信息也会被CRS追查。

虽然股权代持是代持人和被代持人之间的双方法律关系，但在国家征税层面，将来也可能被进一步核查。

3.提高现金储备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境外互联网公司还可以提高现金储备，暂时不做股利分配，静观其变。

以美国科技巨头为例，苹果、Alphabet、微软、亚马逊和Facebook的现金储备就多得吓人。

科技巨头偏爱囤积现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税收。

以上五个巨头的总现金中，80%是在海外持有，一方面可以直接用于公司投资、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消减一大笔海外利润的税款。

合理避税，已经成为境外公司决定是否披露资产负债表的重要考虑。

在个人反避税的大趋势下，境外公司和个人股东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涉税安排的合规性。

总的来说，应该严格按照规定报税纳税，尽早发现潜在的税务风险。